今年1月6日，在特朗普支持者強闖國會大廈事件爆發當天，美國當選總統拜登發表聲明直指該事件是“一場叛亂”，是在“提醒我們民主的脆弱”。國會騷亂以讓世人驚駭的方式凸顯了當前美國民主之殤。根據美國美國公共電視網11月的一份民意調查，高達81%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民主正在遭受威脅。12月1日，哈佛大學的一份針對18——29歲青年人的民調顯示，52%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民主已經失敗或陷入了困境。

　　按照一般人的思維邏輯，拜登在政壇浮沉數十載，理應對美國民主困境的根源了然于胸，理應對解決美國民主嚴重倒退問題更感迫切。然而，拜登政府上臺后，并沒有將精力用在如何應對諸如政治極化加劇、社會信任缺失、貧富懸殊拉大等直接損害美國民主的現實挑戰上，卻熱衷于導演所謂“民主峰會”大戲。

　　當然，美國召開所謂“民主峰會”之所以在世界范圍內引發輿論反彈，并非因為外界對于美國民主有什么難以割舍的執念，而是因為所謂“民主峰會”在主題選擇和與會者邀請等方面徹底暴露了美國打著“解救民主”旗號后面更為危險的政治企圖，引起了人們警惕。

　　在美國挑選的受邀與會者名單中，臺灣當局赫然在列。這由不得人們不將“民主峰會”與“圍堵中國”聯系在一起。因為在美西方主導的政治話語體系中，中國和俄羅斯被貼上所謂“威權國家”的標簽，被認為是導致全球民主衰退的罪魁禍首，而臺灣則被吹噓為一個正在遭受“外部威脅”的“成熟民主政體”。美國將美西方民主不彰歸咎于中俄等國是典型的轉嫁矛盾，而邀請臺灣當局參會的“司馬昭之心”更是極為險惡。正如多數評論指出的那樣，美國主辦“民主峰會”是有意識地要在遏制中國崛起的進程中開辟一條意識形態戰線，妄圖通過撕裂國際社會來構建針對中國的價值觀同盟。然而，就像“民主峰會”這一劑外敷膏難以治愈美國民主的內傷一樣，試圖通過價值觀外交拉幫結伙，以達到阻遏和孤立中國的目標，也注定無法實現。

　　首先，美國對自身“領導地位”的獲得與重塑存在錯誤認知。美國建制派精英們認為，特朗普4年的“折騰”是導致美國國際信用下滑和軟實力降低的根本原因。因此，只要有一位尊重美國對外政策傳統的總統徹底清算特朗普時代的政治遺產，只要重新恢復對盟友的支持和承諾，只要再次回到巴黎協定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機制，更重要的是，只要領導人重新高舉“民主”大旗，美國就能夠“重新領導”。這顯然是一種錯誤歸因。誠然，特朗普在4年任期內惡化了美國的對外關系，尤其是損害了美國與盟友之間的信任，其“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行徑破壞了自二戰結束后逐步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國際規范。然而，美國霸權地位的衰退并不是因為美國“不講民主”和“不履行國際承諾”，反而是由于自冷戰結束后美國對外大肆推廣美式民主。

　　從克林頓時代開始，美國建制派外交決策精英們長期努力的方向，是將意識形態設定為對外政策目標。從提出“人權高于主權”口號沖擊既有國際秩序，到具體針對不同國家推動“民主化改革”，乃至實施“政權更迭”或“顏色革命”，美國對外戰略揮舞“自由民主”大棒，既造成了國際秩序動蕩不安、局部地區安全局勢持續惡化，以及一些國家的主權遭到嚴重侵犯，也使得美國沉迷于用意識形態編織的國家利益幻想，為實現不切實際的價值觀目標而過度消耗自身實力。簡而言之，折騰美國的不只是特朗普一人。那些看似更為尊重傳統和“循規蹈矩”的政治精英們，對美國的霸權地位造成了更為系統性的打擊，與美國硬軟實力下降有著更大的關系。所以，將美國“重新領導”的希望寄托在價值觀外交上，不過是病急亂投醫的一種錯亂表現，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當前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和挑戰，只怕還將適得其反。

　　其次，美國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價值觀外交嚴重缺乏戰略基礎和可操作性。在冷戰期間，美國以“自由世界”的領袖自居。但即便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激烈對抗的特殊條件下，“自由世界”的邊界究竟應該劃在哪里，依然存在極大爭議。畢竟，許多所謂的“自由斗士”并不符合美國所界定的“民主”標準，而“民主國家”身份也無法保證相互之間總是可以協調立場與行動。一旦缺乏堅實可靠的共同戰略基礎，任何價值觀同盟都不可持續，也無法實際操作。在本次“民主峰會”上，一些被視為同美國存在較強戰略協作關系的國家，由于政治制度差異沒有被列入邀請之列；而另一些明顯實施西方民主體制的國家，又因為同美國關系不睦，同樣被排除在外。與此同時，某些受邀參會的國家和地區是否真的符合美西方“民主”標準，更是引發了聲勢不小的輿論反彈。這份標準混亂、內容雜糅的邀請名單充分顯示，美國政府并不具備對“民主”的壟斷性解釋權。連一份受邀名單都難以在內部達成政治共識，遑論在此基礎上建立所謂的價值觀同盟。

　　最后，美國推進“價值觀外交”不符合包括“民主峰會”參與者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的根本利益。“民主自由”等意識形態話語是美國實現對外戰略目標的常用工具。顯然，參與“民主峰會”的各方深諳其中奧妙。對大多數參與者來說，參會更像是捧場湊熱鬧，并不期待產生任何實質性成果；對那些真正具有地緣戰略敏感性的國家而言，其反應更是普遍謹慎。在美日澳印“四方機制”中，只有澳大利亞公開對美國舉行“民主峰會”持續表達了支持。而諸如韓國等中國重要的東亞鄰國，即便身為美國的軍事盟友，在參加“民主峰會”一事上態度也相對低調，竭力避免將“參會”同加入“反華同盟”畫等號。當事方都十分清楚，拜登政府無非是想復活20世紀“民主對抗專制”的陳詞濫調，以實現圍堵中國的目標。美國推進“價值觀外交”的行徑，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變相逼迫各方選邊站的觀感，這顯然不符合絕大多數參會者的利益，更不用說整個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多邊國際合作能否順利運轉，高度依賴于各方是否努力尋找和構建共同的利益基礎，而絕不取決于參會人數的多寡和造勢嗓門的高低。所謂“民主峰會”的根本目標僅僅是為了滿足個別召集者的一己之私，其失敗的結局就在預料之中了。

　　綜上所述，所謂“民主峰會”，既無法消除美國內生性的巨大“民主赤字”，也無力構建基于意識形態的反華同盟，反而毒化了國際社會的整體氛圍，嚴重動搖了國家間發展正常關系的政治基礎。在當前全人類共同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等緊迫問題，亟待進一步強化國際合作的關鍵時刻，美國為了獲得和維持所謂“領導地位”，竟然棄世界共同利益于不顧，為一己之私，頻出昏招損招，這無異于緣木求魚，終將竹籃打水一場空。（作者：黃海濤，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