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6座“祭祀坑” 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

三星堆遺址再次驚艷世界

光明日報記者 李曉東 李韻 周洪雙

　　3月20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工作進展會在成都召開，通報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成果——新發現6座“祭祀坑”，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

　　“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三星堆發掘始于20世紀30年代。1986年，三星堆發掘兩個“祭祀坑”，青銅神樹、大立人、縱目大面具以及大玉璋、象牙等珍貴文物，一舉震驚天下。35年后，三星堆新發現6座“祭祀坑”，目前已發掘至器物層。金面具殘片、眼部有彩繪銅頭像、青銅神樹等重要文物，再次驚艷世界。

　　專家表示，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新發現，將進一步豐富和深化對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化的認識，為更加全面認識三星堆文化與周邊地區的文化，特別是與中原地區、江漢平原地區文化的歷史關系，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研究提供了實物資料。

　　“祭祀坑”再現罕見文物

　　“2020年10月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發掘的一號坑和二號坑的區域開展考古勘探與發掘，基本明確了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空間格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說。

　　考古工作者對三星堆的勘探研究從未停止，過去30多年間陸續發現三星堆古城、月亮灣小城、倉包包小城、青關山大型建筑基址、仁勝村墓地等重要遺跡，不斷明確三星堆遺址分布范圍、結構布局，但始終未發現新的“祭祀坑”。

　　時間到了2019年，四川省委宣傳部組織實施“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將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工作作為重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制《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2）》，直接推動了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工作的展開。

　　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國內33家單位對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所在區域進行考古勘探與發掘。勘探時，考古人員發現一個大口尊，為新的勘探提供了重要線索。很快，6個“祭祀坑”陸續被發現。

　　雷雨說，原來是參觀用的展示平臺剛好把八個坑完全遮蓋住了，“所以不管你怎么做工作，就是找不著”。

　　三星堆遺址再次驚艷世界

　　考古人員利用特制的升降設施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4號“祭祀坑”內作業。新華社記者 李賀攝

　　新發現6座“祭祀坑”，與1986年發掘的2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墻與南城墻之間三星堆臺地東部，周圍分布著與祭祀活動有關的矩形溝槽、圓形坑和大型溝槽式建筑等。

　　“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與之前的兩個相比，坑型都為長方形，基本形制與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種類相似。”三星堆第一、二號“祭祀坑”發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長陳顯丹說，新發現的“祭祀坑”中出現了很多新器形，同時，“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淺不一，坑內的文物各有側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銅器較多。

　　3號坑出土的方形銅尊紋飾精美，保存得十分完好。專家指出，這件青銅方尊在三星堆遺址是前所未見的，在同時期整個南方地區都十分罕見。5號坑出土的金面具含金量為85%左右，銀含量在13%到14%左右，面具的表面拋光做得較好，但相比之下非常“厚重”，根據目前所發現的半張面具推測，這件黃金面具完整的重量超過500克，是已發現的同時期最大的黃金面具、最重的金器。

　　有意思的是，金面具的右側耳朵有一個圓形的耳孔。這一現象在原來發掘的三星堆青銅面具中也有展現。專家推測，古蜀人應該是有穿耳孔的習慣。

　　此次發掘出土了一些小件象牙制品，有的飾品表面刻有精美的云雷紋；高60多厘米的大口尊，肩部飾獸首、鳥首，超過了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同類器物；龍形器尊，是在南方風格大口尊上做了若干改造的結果，成為已知古代青銅器中的孤例；此次還發掘出土了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

　　這些祭祀坑的年代，被確定為公元前4000年至3200年之間，更實證了三星堆與成都金沙遺址的繼承關系。雷雨認為，新發現的祭祀坑說明，三星堆與金沙遺址同屬于古蜀文明，是同一群人不同時期創造的兩個遺址，是先后相繼的都城遺址。但中間是否有時間重疊或者間隔，目前尚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

　　雷雨判斷，8個坑是不同時期形成的，有時代早晚。這一點在地層關系上已經證明。坑的性質趨同，要么是祭祀坑，要么就是祭祀器物的掩埋坑，而不可能是以前有人猜測的古蜀王國因外敵入侵等特殊原因而匆忙埋藏的。

　　多學科融合考古，發現絲綢遺跡

　　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現場，近2000平方米的大棚覆蓋了整個發掘區域。6個祭祀坑按分布被“裝入”4個窗明幾凈的鋼架玻璃工作艙。所有工作人員均著防護服進入，在懸掛可升降的工作臺上開展工作，身體都不接觸坑內地面。

　　“工作艙恒溫恒濕的環境，為出土文物提供了最佳保護環境。”據介紹，此次三星堆發掘開創全國先河，為發掘坑修建了考古工作艙，在保護文物的同時，也提供最佳工作環境。每個艙內安裝了8臺400萬星光級網絡攝像機、1臺工業全景相機，專門用于考古工程的全程記錄，實現實時傳輸到現場應急會議室，通過專家會診系統實現遠程文物會診功能。

　　“與30多年前一、二號祭祀坑的搶救性發掘不同，本次發掘我們做了充分的前期準備。”此次發掘，考古工作者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建設考古發掘艙、集成發掘平臺、多功能發掘操作系統，在多學科、多機構的專業團隊支撐下，構成了傳統考古、實驗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護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實現了考古發掘、系統科學研究與現場及時有效的保護相結合，確保了考古工作高質量與高水平。

　　此次發掘，有機實驗室、無機實驗室、應急分析實驗室、文保工作室、考古工作室、微痕應急保護實驗室等就在現場，可確保及時開展對有機物的保護與提取，絲綢、漆器、竹木器以及有可能存在于器物上的文字等，都將避免出土后長時間暴露而遭到破壞。

　　“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也是一大特點，在此次發掘工作中，共有30多家單位參與其中，不同單位的多學科研究人員不僅參與考古發掘，還參與多學科研究方案的設定、樣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現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研究兩張皮的不利局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冉宏林說。

　　作為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內容之一，中國絲綢博物館研究員周旸也參與到了考古發掘之中。據她介紹，專家團隊通過提取和技術分析，在祭祀坑土樣中發現了蠶絲蛋白的成分。經消防專家參與鑒定，尚不能確定是燃燒還是自然腐化而成。

　　“蠶即天蟲，溝通天地，啟迪生死。”周旸說，蠶的一生雖然短暫，但其生長發育涉及卵、幼蟲、蛹、成蟲等階段，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生死的態度。另一方面，該發現也反映古蜀國有絲綢生產，為西南絲路提供了新的考古實證。

　　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專家咨詢組組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認為，國內多單位、多學科參與三星堆祭祀區發掘研究工作，堪稱一流的考古發掘大棚、工作艙、實驗室設施，是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探索與實踐，構建起考古發掘現場預防性保護的新模式，具有引領、示范作用，為下一步科學發掘，取得重要成果打下了堅實基礎。

　　讓三星堆文化“飛入尋常百姓家”

　　20日下午，一件青銅尊被3D打印制成的硅膠保護套嚴密包裹后，成功起吊，送入實驗室進行清理和修復處理。隨著一件件文物的出土、修復，三星堆博物館也將很快“上新”。

　　“文物上新了，我們的講解詞、文物修復、博物館都要上新。”三星堆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朱家可說，博物館將系統考慮，讓文物得到更有效的保護，同時也讓文物更好地走進公眾的視野。

　　這次考古發掘后，金面具、青銅大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等大量重要出土文物的修復，將解答許多過去的疑問。近期，三星堆博物館建立開放了一個文物修復展示館，推動文物修復與展示相結合。游客來到三星堆博物館，可以看到三星堆出土文物修復上新的過程。“這是國內博物館里的一個創新。”朱家可說。

　　“以前發掘了兩個坑的文物，我們就建造了兩個展示館，這次文物上新，需要有一個更好的展示空間，讓文物有尊嚴地‘活’起來。”朱家可介紹，三星堆正在籌建博物館新館。

　　此前，三星堆博物館在全球范圍內征集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及附屬設施工程方案，57家國內外頂級設計團隊參與設計，其中包括20多家國際團隊。按照計劃，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將于今年內開工建設。朱家可說：“相信在未來，我們會建設一個代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標志性的博物館。”

　　當日召開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工作進展會透露，今年將繼續實施祭祀區的發掘工作，以后將在遺址區全面勘探，重點圍繞三星堆遺址的聚落結構和社會形態進行重點發掘，做好考古報告的出版和整理、修復、研究工作。

　　今年3月，國家文物局已確定將“川渝地區巴蜀文明化進程研究”納入“考古中國”的重大項目。考古研究機構將系統研究川渝地區文明演進及其融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總體格局的歷史進程，同時將川渝地區文化放在更寬廣的視野上，研究中國西南地區與周邊地區的相互交流和影響。

　　“建設好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也是我們的重點工作之一。”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表示，2019年12月，國家文物局與四川省人民政府簽署合作協議，支持四川依托三星堆遺址創建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國家文物局將依托此次考古發掘成果，指導四川省文物局、地方人民政府做好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和出土文物保護、展示和研究工作，發揮文化遺產保護在促進地方經濟、社會、文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此外，國家文物局還將助力當地加強博物館建設，通過高品質的博物館展覽加深公眾對三星堆文化的了解，讓三星堆文化所承載的重要意義更好地“飛入尋常百姓家”。《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21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