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這一關乎全球發展和治理的重大解決方案，從推動共同現代化、重構全球價值鏈、建立互惠共生關系等多方面為世界經濟發展模式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對這兩大問題的回應：其一，通過將活躍的東亞經濟圈、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的國家聯系起來，推動世界經濟新增長中心的形成，帶動世界經濟實現新的普惠性增長；其二，突破民族國家界限，推動沿線國家共同實現現代化，使世界現代化形態從一元化走向多樣化

　　?與部分“一帶一路”國家相比，中國有著成熟的工業體系、較為先進的技術水平和工藝流程，可通過產能合作、擴大對外投資和原材料貿易等方式，增進與沿線國家的價值鏈關聯度，發揮“中端發包國”的作用，在多邊合作中促進形成地位對等的價值鏈關聯體系，對沖發達國家單邊主義對沿線國家的影響，提升沿線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整體位置

　　?中國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的過程中通過產業轉移，與沿線國家形成技術共生、產業共生及市場共生，最終實現了以雙邊價值鏈升級為標識的互惠共生

　　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全球化推動了世界經濟高速發展，將世界各國緊密地結成了一個體系。不同國家利用本國稟賦優勢開展專業化生產，世界貿易逐漸轉向中間品貿易，形成了全球價值鏈體系，并通過部分重要區域價值鏈體系內部的相互分工合作與商品流通，大大提升了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產出。國際分工格局從傳統的產業間分工模式向產業內分工、產品內分工模式深化，逐步形成了以發達經濟體為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全球產業鏈和全球價值鏈相互協同的國際分工體系。

　　當全球化經過一定階段的發展后，逐步凸顯出了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不完善、全球經濟發展失衡等一系列問題，呈現出世界經濟發展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經濟規則由少數發達國家掌控、發展成果被少數發達國家獨享的局面，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分工低端環節的發展中國家獲利甚微。

　　面對全球發展難題，少數發達國家不太可能放棄其既得利益，提供公正、均衡的解決方案。應對這一難題，必須由世界各國共同貢獻智慧、尋找出路。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破解全球發展難題而生，是全新的全球性普惠發展理念?！耙粠б宦贰币园l展為導向，打造新的發展環境和發展空間，創建地區經濟新的發展引擎，尤其重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利益；將生產力的發展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推動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實現世界經濟增長及其基礎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協調更廣泛地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為世界經濟帶來新的發展模式。

　　歷史性、全球性、普惠性的解決方案

　　面對全球發展難題，國際社會亟需變革傳統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樹立一種公平、普惠的全球性發展新理念。中國作為全球化的重要支持者和貢獻者，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下，適時向國際社會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這一關乎全球發展和治理的重大解決方案，從推動共同現代化、完善全球價值鏈、建立互惠共生關系等多方面為世界經濟發展模式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一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有利于推動各國共同實現現代化。

　　當下的全球性普惠性發展需要解決兩大問題：一是需要形成全球經濟復蘇的推動力，與此同時重構世界經濟格局；二是世界現代化需要從個別民族國家的現代化轉變為以謀求全人類共同利益為目標的現代化，使那些未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進入現代化軌道。

　　“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對這兩大問題的回應：其一，通過將活躍的東亞經濟圈、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的國家聯系起來，推動世界經濟新增長中心的形成，帶動世界經濟實現新的普惠性增長；其二，突破民族國家界限，推動沿線國家共同實現現代化，使世界現代化形態從一元化走向多樣化。

　　二是從世界經濟格局與國際分工體系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有利于推動全球價值鏈重構，為更多國家帶來經濟全球化紅利。

　　20世紀末以來，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國際產業鏈加速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以交通運輸設備和電子及通信設備為代表的產品成為跨國公司全球布局產業鏈的主要產業，如汽車、筆記本電腦和手機等。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由美國、日本、歐盟控制產業核心技術和主要零部件生產，由新興經濟體生產一般零部件或進行組裝的垂直型國際分工網絡即全球價值鏈，進而衍生出了覆蓋北美、東亞、歐洲的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體系。與此同時，中間品貿易比重日益提高，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逐漸被產品內貿易取代，形成了“價值鏈貿易”。

　　而世界經濟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結束后陷入停滯的重要原因是，上述相關產業和國際分工的構建已基本結束，國際投資也基本完成，再投資和分工再細化的空間和余地已經很小，中間品和最終品的貿易增長也趨于回落。

　　由此可見，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一是要尋找更廣闊的經濟地理空間，突破既有國際分工網絡的空間局限，為曾經興旺發達的各類產業塑造新的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二是提出對促進貿易往來具有明顯效應的合作倡議。這不僅有助于全球價值鏈的擴展，也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10年來，已同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合作文件?！耙粠б宦贰背h覆蓋的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比較優勢也不同。與部分“一帶一路”國家相比，中國有著成熟的工業體系、較為先進的技術水平和工藝流程，可通過產能合作、擴大對外投資和原材料貿易等方式，增進與沿線國家的價值鏈關聯度，發揮“中端發包國”的作用，在多邊合作中促進形成地位對等的價值鏈關聯體系，對沖發達國家單邊主義對沿線國家的影響，提升沿線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整體位置。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通過與沿線國家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數字經濟、數字安全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及綠色發展、減貧和抗疫合作，不僅能夠使更多地區和人民融入世界市場，獲得相關技術轉移和知識，提升數字治理能力，消除數字鴻溝，還能最終擴大國際分工的范圍和覆蓋面，擴大世界市場，促進世界生產力的發展。

　　三是從中國與合作國家的關系來看，“一帶一路”有利于推動各方實現互惠共生。

　　互惠共生是“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可持續推進的重要基礎。中國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的過程中通過產業轉移，與沿線國家形成技術共生、產業共生及市場共生，最終實現了以雙邊價值鏈升級為標識的互惠共生。

　　首先，中國通過與相關國家的技術共生，可以建立雙邊技術互動和彼此依存關系，推動雙邊價值鏈升級，從而實現互惠共生。

　　與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比，中國的技術水平具有明顯優勢。對中國而言，向沿線國家產業轉移勢必會伴隨技術合作，這不僅可以分攤部分研發費用還能降低創新風險，有利于中國企業提高創新積極性，同時中國跨國企業也會根據沿線國家的產品需求特點向母公司進行技術反饋并加以改進，以此提高母公司的創新能力與技術水平，從而推動價值鏈升級。對沿線國家而言，通過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知識技術的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以及與中國企業開展技術合作等方式，可以學習中國較為先進的知識技術和管理經驗，在此基礎上模仿、吸收、消化和再創新，改善其生產工藝流程，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從而促進價值鏈升級。

　　其次，中國通過與沿線國家的產業共生，可以增強共生單元之間產業鏈的融合性、互動性、協調性，提升分工效率，推動雙邊價值鏈升級，從而實現互惠共生。

　　依托中國強大的供應鏈網絡優勢和沿線國家的資源優勢，中國向沿線國家產業轉移，通過要素互補實現產業鏈的跨區域整合，可以使雙邊產業互動關系和協調關系進一步加強。對中國而言，產業轉移有助于充分利用沿線國家的要素稟賦，擴大全球生產網絡，通過產業鏈延伸和整合促進國內產業分工網絡進一步優化，促進中國將更多的生產要素集中到價值鏈中高端環節，有利于實現自身價值鏈升級。對沿線國家而言，承接中國的產業轉移不僅會帶動其快速融入全球價值鏈，完善和拓展其產業鏈條，還能夠利用產業的上下游關聯效應推動其價值鏈升級。

　　再次，中國通過與沿線國家的市場共生，可以促進雙邊市場融合，打破貿易壁壘和市場壟斷，推動雙邊價值鏈升級，從而實現互惠共生。

　　對中國而言，產業轉移也是中國產品融入沿線國家市場的過程，產業轉移規模的擴大必然伴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其產生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優勢會愈發明顯，這有利于企業降低平均成本，提高生產率，從而促進價值鏈升級。對沿線國家而言，承接中國產業轉移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其收入，創造出對本國產品的消費需求，使沿線國家市場規模擴大；另一方面，沿線國家與中國的市場聯系得到加強，其生產的產品可以向中國市場銷售，有利于擴大其市場規模，最終通過市場規模的提升效應來促進價值鏈升級。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國際合作

　　歷史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要兩大條件：一是改善自身的發展環境特別是基礎設施，二是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長期以來，由于缺乏互聯互通，眾多發展中經濟體無法開展區域經濟合作，而基礎設施落后又成為制約其互聯互通和經濟發展的瓶頸。由此可見，基礎設施涉及的廣義貿易成本構成了區域經濟合作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因素。

　　“一帶一路”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入手，打通上述兩大發展條件，逐步推動沿線國家提高貿易參與能力、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工業化，使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更廣泛更深入地參與到國際經濟體系中，形成了新的全球發展模式。

　　一是“一帶一路”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抓手，改善了沿線國家的綜合發展環境，推動了區域合作，放大了發展輻射效應。

　　“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其中有不少是內陸國，長期以來這些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滯后、綜合發展環境改善緩慢、廣義貿易成本居高不下，進而導致其經濟落后。這表明，僅僅依靠內生力量難以使其走出發展洼地。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起飛，亟需引入外生動力幫助其改善綜合發展環境，創造出比較優勢并以此參與區域合作。在此過程中，政府間合作特別是互聯互通的引入成為了這些國家走出發展低谷的突破口。

　　“一帶一路”以“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為主體框架，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計劃，使相關區域得到發展，然后以這些區域的發展向外輻射，帶動了更多沿線國家的發展。共建“一帶一路”，是通過點、線、面結合，由點到線再到面，逐步放大發展輻射效應——從最初的合作點如境外工業園區、港口等，到交通運輸線如亞吉鐵路、蒙內鐵路、大馬鐵路等，再到沿交通線打造發展走廊或經濟帶。“一帶一路”倡議，也是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有益嘗試。

　　二是“一帶一路”作為國際公共產品，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降低了發展中經濟體參與國際貿易的成本，為其提供了參與新型發展合作、實現經濟增長的機遇。

　　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表明，內陸國家基礎設施貿易成本每降低10%，其出口將增加20%。比利時布魯蓋爾研究所的相關研究更揭示了基礎設施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交通成本下降對國際貿易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在控制第三國效應等變量后，“一帶一路”沿線鐵路、航空及海上運輸成本每降低10%，能分別提高國際貿易約2%、5.5%和1.1%的水平；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包括塔吉克斯坦、緬甸、泰國、越南、俄羅斯、阿爾巴尼亞等國的貿易水平，都會得到相當程度的提高?？梢?，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有助于沿線國家特別是內陸國家獲得更多的貿易參與機會，通過降低廣義貿易成本，大幅提高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和水平，進而推動經濟發展。

　　三是“一帶一路”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帶來了國際投資的額外性和催化劑效果，實現了合作國家的增益發展，放大了發展效果。

　　投資的額外性是指投資于其他投資者尚未進入或不愿進入的國家、地區、部門、產業或商業模式。“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在合作國家中所體現出來的額外性主要表現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所帶來的領域額外性。這可以從同樣以中國作為主要倡導方而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投資實踐中得到體現。上述兩家銀行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2月，以交通、能源、城市建設等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所有項目中占比95%以上，遠遠高于傳統國際金融機構和地區性國際金融機構。無論是亞投行還是新開發銀行，都旨在調動資源支持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與可持續發展項目，與傳統國際金融機構形成互補。

　　投資的催化劑效果是指涌入商業投資者特別是當地投資者聚集的領域從而提升資本利用效率，有時也通過投資吸引其他投資者進入，從而發揮一種杠桿的作用。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創設以來，其投資項目均動員了大量的額外資金，孵化器功能明顯。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的投資，也重新激發了全球對基礎設施投資的興趣。

　　“一帶一路”建設能夠可持續的基礎在于高質量發展，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要為合作國家帶來增益發展?；A設施互聯互通作為重要介質，使國際投資為合作國家帶來了額外性和催化劑效果，正是“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體現。

　　產能合作推動沿線國家產業結構升級

　　當下，中國已經進入產業升級和發展模式轉變階段，全球價值鏈和產業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這為“一帶一路”沿線的廣大發展中經濟體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與相關國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促進了沿線國家的工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使沿線國家形成了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

　　在“一帶一路”的國際產能合作中，中國制造業技術儲備具有明顯優勢，產業和貿易結構也優于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沿線國家與中國在產業鏈上形成共享、融合態勢后，通過生產工序的轉移、承接，先進技術的溢出、學習，促進了其價值鏈升級，提升了其參與區域價值鏈乃至全球價值鏈的深度。

　　從國際分工的角度可以看到，中國與這些經濟體的分工合作正在發生變化。其一，中國作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初級產品消費市場的規模一直處于上升階段，這對于尚處于經濟起飛前階段的眾多發展中經濟體顯然是有利的。其二，中國作為最終消費品市場的規模也在上升之中，這表明中國有能力承接部分最終產品的消費，為地區生產-消費循環提供保障。其三，從中間品貿易角度來看，中國作為沿線國家中間品市場提供者的地位在進一步上升，部分沿線國家正在被納入“一帶一路”新型發展合作機制，也就是說，中國正在通過這種方式將全球價值鏈延伸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中國產業升級與沿線國家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良性互動。中國依托自身的經濟發展，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正在逐步打造新的生產-消費循環和國際生產網絡。

　　以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的合作為例，兩國在以電力、電子產品為代表的消費品領域，以能源、農業為代表的資源型產品領域，以鐵路、公路、機場、碼頭、通信為代表的基礎設施領域開展了“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

　　印尼引入了以青山鋼鐵、新華聯集團、華迪鋼業、德龍鎳業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建成并運營了眾多大型項目，建立了以青山工業園為典型代表的眾多規?；⒓s化的產業園區，取得了豐碩的合作成果。

　　兩國的“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是中國主動承擔大國責任，主動為新型工業化國家提供“搭便車”機會的典型表現。這種合作不僅對中國有利，也為印尼落實國家發展戰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推動經濟發展提供了有效途徑和重要選擇。

　　從國家發展規劃角度看，“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尼提出的“中等強國”戰略、“21世紀全球海洋支點”戰略高度契合。印尼一方面要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提升獨立自主的大國地位，兩國規劃的對接，為彼此合作增加了更多利益交匯點。國際產能合作作為兩國規劃對接的重要實施途徑，既有助于推動印尼新一輪的經濟發展，又有利于提高印尼的區域大國地位。

　　從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推動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是印尼承接產能轉移、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選擇。印尼憑借豐富的自然資源、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優質的人力資源等要素條件，吸引著眾多外商進入印尼開拓市場。但印尼國內的產業結構落后，大多屬于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進一步改善國內產業結構，印尼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例如，在礦產資源領域，早期進入印尼的外資企業更多是進行原材料開采，然后將原材料運回國內，2009年和2014年印尼先后修改并頒布新的《礦產和煤炭法》，鼓勵外資企業向印尼投入先進的技術和裝備，由原材料開采向深加工領域發展。中國-印尼開展國際產能合作，一方面有助于印尼抓住新一輪產業轉移的機會，延長產業鏈，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幫助印尼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另一方面既能為中國大量的外匯儲備及基礎設施建設和制造業方面的產能找到投資與消化的場所，又能填補印尼工業化、城鎮化急需的資金與技術缺口。這樣的國際產能合作，是兩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實現互惠共生的理想模式。

　?。ㄗ髡撸簞⒛闲?作者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培訓中心（宣傳中心）/國家發展改革委引進國外智力領導小組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