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周秦時期，還是在漢唐及它們之間的新朝、東漢獻帝、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等時期，長安都維持著都城地位。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內，長安不僅在地理位置上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在促進絲路繁榮和保障絲路暢通方面，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

　　自西漢以來，歷代王朝在廣大西域地區除了直接設置軍政機構進行統治外，還建立了冊封與朝貢體系，通過這些舉措確定了中國的宗主國地位。各國使團通過這條道路往來絡繹不絕，為了保障行路安全和食宿，中國還在沿線設立了許多設施，如唐代就在沿線建立了許多館驛，除提供食宿外，還提供各種交通工具，建立了比較健全的驛政系統。此外，這條道路還具有十分重要的軍事意義，自漢至唐的千余年內，歷代王朝的主要威脅均來自西北與北方，為了保證對西域地區的控制以及通過這條道路與歐亞各國實現聯系，自西漢以來就在沿線修長城、置烽燧，唐朝又在這一線設置了許多鎮戍、“守捉”，并屯駐軍隊。西域地區政治形勢比較復雜，有匈奴、突厥、吐蕃的侵擾，有討伐叛亂屬國、維護當地穩定的需要，歷朝均在西域駐軍。為保證軍隊的調動與軍需物資的運輸，這條道路的暢通與安全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歷朝均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原因就在于西域地區具有重要地緣意義。

　　從政治的角度看，這一切都與長安有著密切關系。這一時期主持外交、民族事務的機構設在長安，對此類事務的決策也在長安進行，并形成了一套嚴密制度。對西域各國國王或各族首領的冊封，也是在長安由皇帝頒發詔敕，其身故贈官以及新君即位的確認，也是從長安發出的命令，長安發揮了保障絲路繁榮與暢通的決定性作用。

　　二

　　通過絲路進行的中外經濟交流主要有三種形式，即朝貢貿易、官方貿易與民間商業貿易。當代經濟學家認為，中世紀的東西方貿易，是一種完全不同于世界市場形成并具有國際金融體制的近現代東西方貿易的歷史現象，這種朝貢貿易以物品交換為形式，以政治關系為實質。需要說明的是，除一些附庸國外，與中國建立這種貿易關系的國家，如大食、羅馬、天竺、安息等，是由于這種貿易利潤豐厚，所以也紛紛遣使來華，中國史籍將其統統視為貢使，甚至有外國商隊冒充該國使團到中國朝貢貿易。自西漢以來，歷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朝貢貿易千百年來絡繹不絕。此外，中國使團出使諸國時，也會攜帶大量財物作為饋贈禮品，返國時又會帶回諸國進獻的禮物，這同樣也是一種交換關系。朝貢貿易中，不論是朝貢者，還是中國使者的回訪，自然都與中國的國都緊密聯系。唐以前很長一個時期內，長安都是中國的都城之所在，所以外來貢使一定要到長安才能完成使命；而各王朝派往西域的使團也是從長安奉命出發的。

　　官方貿易也與長安有著直接關系，或在長安進行，或在長安決策。官方貿易可分為大額貿易與小額交易，后者主要指雙方使團攜帶的貨物，其中外來使團帶到長安的貨物，要向中國有關部門報告品種和數量，經過批準后方可在長安進行交易。中方使團所帶貨物也是在長安籌集的，并從長安始發。至于大額貿易或在長安進行，或在邊境地區進行，但都是在朝廷的主導下開展的。

　　絲綢之路上的民間貿易更是繁榮，就其人數和貿易額而言，都大大超過了官方貿易。西漢時，長安是商業最繁榮的都市，同時也是外來商人最多的城市，加上全國賦稅收入的大部分集中于長安，遂使其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以滿足中外經濟交流需要。各地商賈云集，運到長安的商品更是不可勝數，從而使長安有條件成為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商業都市與這一時期的國際性商業大都市。

　　三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長安更是承擔了關鍵性的角色。長安在中國文化的輸出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漢唐時期的長安是全國的文化中心，這一時期最優秀的人才大多集中在長安地區，加之教育事業發達，圖籍豐富，制度先進，具有對外輸出文化的優越條件。中國文化的外傳大體上有三種主要途徑：各國各族使團來華，在加強雙方政治、經貿關系的同時，將中國先進的制度以及文學、繪畫、樂舞、科學、生產技術等也帶了回去；各國各族派到長安的質子、留學生、留學僧、傳教士，在學習了中國的先進文化后，紛紛將其帶回本國；中國派出的使團和商人、僧侶等，在中外文化的交流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這一時期的長安是接受外來文化最多的一個城市，各具特色的外來文明在此與中華文明交匯、融合，從而促進了中華文明的繁榮發展。經由西域沿絲綢之路東傳的文化通過朝貢、宗教、商業以及民間市井生活方式傳播融合，成為長安城市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形成了所謂胡風胡韻。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發展，長安發展成為多種文明交融的中心，成為當時中國最為時尚的國際大都市。通過絲綢之路，來自西域的文化傳播到長安后經消化吸收，形成了帶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一種全新的文化形態，不僅向國內其他地區傳播，還通過長安繼續向東亞各國傳播。作為絲路上多種文化的交匯中心，長安向東對新羅、高麗、百濟和日本等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向西通過絲路對西域、中亞、南亞乃至歐洲各國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世界文明的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作者杜文玉，系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