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中有樂、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煉革命意志，是延安歸僑的集體記憶。

　　據廣東省僑聯原副主席吳田夫回憶，延安的生活艱苦，大多數華僑青年都能夠逐步適應，刻苦學習，爭取進步。但由于種種原因，也有幾位來到延安的華僑青年執意要回海外。組織上多次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但幾個人去意已決，組織上只好同意。邊區政府特意給他們簽發了路條，發了路費。這幾位華僑青年經過西安時，被國民黨抓進集中營，強迫他們接受特務訓練。一個名叫史工的越南華僑青年不愿受訓當特務，被迫害致死。后來，其他幾位華僑青年在日軍進攻時趁亂逃跑，又相繼投奔解放區。

　　延安時期，不少歸僑進入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學校學習。這些學校條件極其艱苦，卻成為革命的熔爐，培養造就了包括歸僑在內的許多革命干部。大家形象地形容：老百姓的打谷場成了“露天教室”，碧藍色的天空是教室的“天花板”，空曠的原野是教室的“圍墻”，土墩子和石頭就是“課椅”，自己的膝蓋就是“課桌”。夏天，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揮汗如雨，認真聽課；冬天，在冰天雪地中跺腳搓手，顧不上撣去落在身上的雪花，卻沒落下一頁筆記。

　　大家住得更是“熱鬧”。舊窯洞里僅一個炕、一扇窗戶，學員們密密麻麻地一個挨著一個，就像罐頭里的沙丁魚。一個人翻身，其余幾人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跟著“連鎖反應”。晚上，一孔窯洞里只有一盞小油燈，大家擠在油燈下自習。交流學習體會或開會時，大家為了節約燈油就不點燈，在一片漆黑中只聽人聲、不見人面。

　　飲食方面，習慣吃大米飯、面包的歸僑學生也逐步適應了小米飯。大家笑稱小米鍋巴是“列寧面包”，小米湯是“革命牛奶”。肉是奢侈品，很少能吃到，“三月不知肉味”是常態。條件雖然艱苦，但歸僑學生都甘之如飴。

　　抗戰期間，海外華僑為邊區建設傾囊相助。那時，宋慶齡組織保衛中國同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日宣傳和募捐活動，美國華僑積極參與其中。波士頓有一位名叫李兆煥的廣東臺山籍華僑青年，高舉抗日標語牌，向當地華僑和美國民眾講述中國抗日形勢和日軍的殘暴行徑，使很多美國人了解了南京大屠殺等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李兆煥在波士頓的餐館雖然掙錢不多，卻捐款1.7萬美元，多次通過宋慶齡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轉贈給抗日軍政大學和八路軍、新四軍。宋慶齡簽的收條他一直珍藏著。李兆煥還響應宋慶齡為孩子們捐款捐物的號召，專門捐款給延安中央托兒所。當時，該托兒所也接到了不少美國華僑和國際友人捐贈的藥品、玩具、食品和生活用品等。為表示感謝，中央于1942年決定將“延安中央托兒所”改名為“洛杉磯托兒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