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上海的垃圾分類進入“強制時代”，催生了一個新行當——輔導垃圾分類。

　　哈佛女碩士、80后上海女子周春，就是這一行業的先行者。雖然項目目前盈利情況不理想，團隊成員的收入連普通白領都不如，但周春說：“環保是為了我們的居住環境，也是為了子孫后代，讓小區變漂亮，環境變好，這也是我們的初心。”

　　到美國陪讀，一不小心自己成了哈佛碩士

　　1984年出生的周春是上海人。從復旦大學畢業后，周春當上了公務員，生活穩定安逸。

　　27歲時，周春不顧家人反對，毅然辭掉了已經干了5年的公務員工作，全身心玩起了戶外。一次去印度徒步途經青藏高原時，周春加入了“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一個守護斑頭雁的項目。項目里有20多人，周春負責給大家做飯洗碗，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從早6點忙到晚11點。

　　周春(左四)和她的“圾不可失”團隊。(受訪者供圖)

　　2011年底，“綠色江河”斑頭雁項目的負責人打電話來詢問周春，是否愿意成為全職的工作人員，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次年的4月至6月，周春和“綠色江河”的伙伴一起，在野外扎帳篷，和藏民志愿者協作，守護斑頭雁的鳥蛋。有一次，發現幾個盜獵者騎著馬拎著筐來撿鳥蛋，周春和伙伴們開著吉普車包抄過去，拿出相機準備記錄其丑行時，盜獵者沒想到有人守護，立刻落荒而逃。

　　2013年，周春的丈夫申請到哈佛醫學院讀博士后，她作為陪讀也去了美國。周春加入波士頓碼頭協會的工作，在“海平面上升國際建筑設計大賽”中擔任項目經理，項目針對由于海平面上升，波士頓一些被海水淹掉的老屋怎么保護和利用。這些實實在在的環保行動進一步擴大了周春的視野，她決定要把美國公益組織成熟的理念和經驗帶回國，創立一個環境保護組織幫助家鄉改善環境。于是，周春申請了哈佛大學的公共政策管理碩士，學習如何系統化運作環保公益組織。

　　居委會書記一句話，她改行搞起垃圾分類

　　“2016年學成回國后，我先是做了兩年多有機農產品創業，公司還獲得兩輪融資。但沒想到誤打誤撞，改行做起了垃圾分類項目。”周春說。

　　一次，周春帶著有機農產品，去上海長寧區一個居委會拜訪，當時上海已在試行垃圾分類，居委會書記對周春開玩笑說：“你喜歡搞環保，賣有機農產品還不如來幫我做垃圾分類。”2018年9月，周春接下了第一個垃圾分類項目：幫一家老小區定制垃圾分類實施方案，培訓志愿者，并推進方案執行。項目開始時，只有周春一個人，面對的小區是個建于上世紀50年代的老舊小區，居民們對垃圾分類沒有什么認識，用周春的話說，推廣“超級困難”。調研發現小區問題重重：高空拋物、垃圾亂扔、物業管理不到位，推諉責任。

　　經過挨家挨戶上門宣傳動員，終于開始正式實施分類投放，周春帶領志愿者全程參與執勤。第一天有居民拿著滿滿一袋混合的垃圾走來，周春和志愿者馬上攔住，現場拆袋，一樣樣挑出來告訴他們，什么是干垃圾、濕垃圾、有害垃圾，挑挑揀揀分完后，志愿者又耐心地說：“今天我幫你分，明天你自己分好不好？”好言好語地勸說加上親身幫助，感動了居民們，垃圾分類的情況在不斷變好。但有個居民堅持每天提出各種反對垃圾分類的意見：垃圾桶數量不夠、分類復雜、工作忙沒空……有次他當面質問周春：“你們別的不干，天天守著垃圾桶干什么？”更有個別不愿意分類的居民，賭氣直接把垃圾扔在居委會門口或者工作人員辦公桌上，對這些狀況，志愿者也耐下心來勸解，身體力行地幫忙分類。

　　執勤一個月后，7成居民都已經能夠分好干濕垃圾袋，每個月可回收堆肥的濕垃圾達到6噸以上，每天送去填埋焚燒的垃圾從45桶降到了28桶。更讓周春欣慰的是，當時那些反對聲最激烈的居民，后來成了小區里垃圾分類做得最好的幾位。

　　有了志同道合的團隊，打造“圾不可失”品牌

　　情況一天天在好轉。一個月后，周春有了個加盟者。很快又和幾個志同道合者成立了專業運作團隊——上海濯漣環保科技公司，并和虹口區嘉興路街道合作，接下了更多小區的垃圾分類項目。團隊還推出了一個社區垃圾分類項目品牌：“圾不可失”。

　　周春團隊很快總結出一套項目運作體系：建立7大指標評分體系，按評分結果把項目小區分成3種類型，為其量身定制具體的實施方案：一類型一方法，一小區一方案。

　　近一年來，團隊輔導了88個居民小區的垃圾分類項目，品牌影響力逐步擴大。

　　周春團隊目前有8名全職員工，有的是留學日本、英國、芬蘭的海歸，有的辭了外企高薪或放棄高薪工作機會，有的還去過西藏支教去過非洲扶貧的，也有瞞著家里偷偷來做的。 雖然團隊成員的收入并不高，還達不到上海白領的平均水平，但大家都有一股熱情，都有一個共同的心愿：從垃圾分類著手，推進中國的環保事業。

　　輔導小區實施垃圾分類，是按什么標準收費的？對于紫牛新聞記者關心的這個問題，周春表示，我們有個評分標準，共7個指標，根據打分得出該小區輔導的難易程度，加上輔導的周期，才能確定具體收費額度。比如去年一個小區要做半年，就收5萬元。

　　今年以來政策等大環境給力，做得快一些，一到兩個月就能做完一個小區，周期短了收費自然就少了。而且如果是和街道合作，一個街道有好幾十個或上百個小區，那樣每個小區收費只有2到3萬元左右。

　　現在他們遇到的問題是這些項目輔導都屬于政府采購，下款非常慢，有的項目都要結束了，款項還沒到。最近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跟一個街道的輔導合作談的差不多了，為他們培訓的志愿者團隊也進行了擴招，不料，街道方面沒有最后敲定，所以公司經濟困難，這么多人快發不出工資了。所以周春只好出來“賣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幫助渡過危機。

　　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周春成了哈佛碩士。（受訪者供圖）

　　難題

　　合租房成垃圾分類推進死角

　　除了資金問題，還有一個棘手的難題：合租房居民的垃圾分類是各小區碰到的最大難點，宣傳動員時房門敲不開，租房人員趁志愿者不在時把垃圾扔了就跑。租房人員流動性很大，有時候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說服了個別合租者，但很快又換了新租客。

　　周春希望合租房平臺在和租客簽訂租房合同時，把執行垃圾分類同租房押金掛鉤，如果租客垃圾不分類，達到一定次數后，直接把押金扣掉。但這條措施目前還沒有得到大部分租房平臺和中介的積極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