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13年艱苦努力，由林恪（Mark Leenhouts）、哥舒璽思（Anne Sytske Keijser）和馬蘇菲（Silvia Marijnissen）三位荷蘭漢學家和翻譯家合作完成的首部荷蘭語全譯本120回《紅樓夢》，日前在荷蘭正式出版。該譯本共四卷，厚達2160頁，裝幀精良。漢學家們的翻譯過程中有哪些故事?他們如何向荷蘭青年讀者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對此，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譯者進行一一解讀。

　　最感動

　　林黛玉焚稿 斷癡情

　　哥舒璽思目前在萊頓大學漢學院教書，學生時代就和《紅樓夢》結緣——大學一年級，她第一次閱讀英譯本《紅樓夢》。“大概1985年吧，好朋友買了英譯本，一讀就上癮了。她總是勸我們幾個同學也應該跟著她閱讀，好一起討論小說中的人物。虧她真有說服力，我也買了這部小說的英譯本，立刻就被迷住了，無法放下書。”哥舒說。

　　回憶與《紅樓夢》的初相逢，哥舒表示，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書中的女性命運。“《紅樓夢》是一部獨一無二的小說，是世界文學的偉大經典。最打動我的是年輕女性的命運——這恐怕說明我還沒有達到看破紅塵的地步。”哥舒介紹，當初最打動她的一回是《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在學習中國文化期間，三位學者不僅邂逅了中國經典，也認識了彼此，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和哥舒璽思、馬蘇菲已經認識很久了。”漢學家林恪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我們是在萊頓大學漢學院認識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下半期，我們都是《文火》荷蘭譯介中國文學雜志的編輯，從那時起，我們已經做過各種圍繞中國文學的合作項目，也對文學翻譯本身進行過多方面熱烈的討論。”

　　最喜歡

　　西方讀者可以同《紅樓夢》產生共鳴

　　進入二十一世紀，翻譯荷蘭語版《紅樓夢》的故事漸漸開了頭。本世紀初，荷蘭以出版世界經典文學見長的雅典娜神殿出版社開始主動探索非西方文學的經典。“他們請人翻譯完日本的《源氏物語》后，請我們介紹中國古典小說的情況。經過討論，我們覺得《紅樓夢》能夠讓這樣一流的出版社列入他們的世界經典系列加以出版，是很有意義的。”

　　談及為什么推薦《紅樓夢》，林恪說，“我們當然也談到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但我們覺得還是《紅樓夢》更有特色。”林恪解釋說，“因為《紅樓夢》是一部多層次、多維度的小說，是一個大家庭的故事、一個愛情故事，同時飽含了豐富的中國文化，如孔孟老莊的哲學、李白杜甫的詩歌，以及中國世俗文化、繪畫、建筑、中藥等方方面面。就是小說的佛教背景，我們覺得在西方讀者那里也可以產生共鳴。”

　　林格還談到，目前所謂的“世界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英美文學”。英美文化很深地影響著世界各地的文學和電影藝術，甚至形成了一個英美小說或電影的模式。也許，中國文學傳統可以抵抗這種趨勢，可以讓世界文學更多元化，到目前為止，中國傳統文學深深影響著中國現當代文學。

　　促使三位漢學家投身這項翻譯項目，還有另一原因——荷蘭語文學世界中還從沒有《紅樓夢》的全譯本。“只有一個從德文轉譯的縮略版，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這個版本不僅不完整，從略了大部分的詩詞，而且當時的荷蘭語現在讀起來真有點過時。所以，我們覺得翻譯一個新的、完整的荷蘭文版本，能夠讓荷蘭讀者享受這部著作的真正文學滋味和中國特有的傳統敘述方式，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林恪說。

　　最困難

　　如何把清代白話文

　　譯成現代荷蘭語

　　為了保證荷蘭語版《紅樓夢》譯著風格的統一和故事的連續性，三位譯者進行了細密的合作。“我們首先把整本小說分成比較小的部分，每一部分六七回左右。每個人翻一部分，翻完后給第二個人看，處理評論之后再給第三個人看。然后我們定期開會作進一步討論。”林恪說，“我們本來以為七八年內就可以完成，但這項工作果然并非易事。”

　　林恪坦言，翻譯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就是把清代的白話文翻譯成現代荷蘭語，“也就是說，怎么保持《紅樓夢》的那種生動的風格和語調。”林恪舉例說，“書中有很多對話，而且這些對話對人物的塑造很重要，所以要找一種既是當代的但又不能過于時髦的語言。其次就是怎么把中國哲學和詩歌等很自然地跟這些對話、跟這些人物的各種故事融合在一起。”

　　本著精益求精的態度，歷經13年，三位漢學家終于完成了荷蘭語版《紅樓夢》的翻譯工作。三位譯者都感慨，這項工作雖然艱苦，但自己的收獲也非常多。哥舒說，翻譯《紅樓夢》帶給她巨大的收獲，“在翻譯過程當中我發現當年所學到的知識都可以用上”。

　　哥舒表示，《紅樓夢》最精彩的地方之一是它對不同年齡段的讀者具有不同的意義。荷蘭語版的目標讀者是普通荷蘭民眾，希望荷蘭讀者能夠沉浸在這部小說中，在那里他們可以“結識迷人的人物，了解豐富的文化”。

　　訪談

　　采用多種方法還原諧音與隱喻

　　日前，三位譯者中的林恪和哥舒璽思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書面專訪，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熱忱和對漢語言的專業，透過文字撲面而來。

　　北青報：這本荷蘭語版采用哪個版本的《紅樓夢》作為底本？

　　林恪：我們以一百二十回的程（偉元）本為底本，采用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的校注本和一直很流行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也參照了一些有脂硯齋和王希廉等名家評點的匯評本。《紅樓夢》不同版本的問題，還有它的不完整性，也是翻譯這本書的一大困難。我們在不同版本之間反復對照，最后根據內容，以我們認為最合理的方式選擇和處理。

　　北青報：《紅樓夢》中有許多隱喻和“埋伏”，如曹雪芹用“釵”來代表女性有其深意；賈元春、賈迎春、賈探春、賈惜春四姐妹的名字暗含著“原應嘆息”的命運等等……在語言的轉換中，如何保留這樣的作者思路？

　　林恪：一般來說，為了克服這樣的問題，我們有時候可以在文本中“偷偷地”加一個詞或者半句話，“間接地”來解釋隱喻或者是給荷蘭讀者留一個暗示。當然，因為我們的荷蘭文版畢竟是面向大眾的，而不是學術版本，所以我們盡可能在文本中解決這些問題，盡量限制注釋，但有時候我們也只能加注腳。說到人物的名字，必要時我們在注釋中解釋，此外，我們還寫了一篇后序，里面提到了這類翻譯問題。

　　北青報：您最初閱讀的《紅樓夢》是什么語言的版本？

　　哥舒：我第一次讀《紅樓夢》，看的是霍克斯教授和閔福德的英譯本《石頭記》。后來也讀了楊憲益、戴乃迭兩位大翻譯家的譯本。第一次讀中文版本，是和同事魏玉龍博士一起的。他是語言學家，那時正想研究白話文的語法特點，我則想多了解言情小說的敘述方式，所以兩人說好每星期讀兩三回，然后約時間討論：比如“將”在“笑將起來”這種詞語的用法等等。

　　北青報：在翻譯過程中，您是否有對《紅樓夢》的新發現？例如發現《紅樓夢》里，中國傳統文化與荷蘭文化相通之處？

　　哥舒：對，翻譯過程中經常會有新發現。例如，《俏平兒情掩蝦須鐲 勇晴雯病補孔雀裘》章有這么一句話：“晴雯先將里子拆開，用茶杯口大的一個竹弓釘牢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針紉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紋來回織補。”為了把這段翻譯好，你得先問自己：荷蘭有沒有類似修補衣服的方法？荷蘭語的相關詞語都有哪些、能用上嗎？恰好，荷蘭語可以很好地描寫這種修補的每一個細節。有趣的是：我上過一個很傳統的小學，還學過類似的補襪子的方法。

　　另外，《紅樓夢》在細節上很講究，各種家居用品都描述得很真實,我很喜歡。賈寶玉挨父親慘打之后想吃一種特別的湯，做起來得用小模子：“是個小匣子，裝著四副銀模子，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著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個里面樣，打得十分精巧。”哪一天有這小模子的現代版，我肯定會買一套！

　　北青報：這本書即將在12月2日召開網絡首發式，祝賀你們！作為《紅樓夢》的譯者，您如何向荷蘭朋友，特別是年輕讀者介紹《紅樓夢》？

　　哥舒：我們對這次活動感到非常興奮。出版商今天告訴我們，已有184人報名參加，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年輕人可能會被小說的篇幅所嚇到，但我覺得年輕讀者一開始閱讀，就能進入一個不同的世界。一旦小說把你帶到了十八世紀的中國，一旦你遇到了主要人物，你就會想一次又一次地再回去，繼續探討那個世界。這部小說最精彩的地方之一是它對不同年齡段的讀者具有不同的意義。比如你十幾歲的時候，最感興趣的可能是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人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年紀大了一點，就會對鳳姐管理家庭財務的方式產生更多的興趣；當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你總會替他們著想，那時你可能會更同情王夫人。最終賈寶玉的離去將小說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并非所有讀者在第一次閱讀小說時都會理解這一點。所以，我要告訴讀者，這本小說會陪伴你度過一生。隨著年齡的增長，您會發現新的意義層次。這本小說將豐富你的生活；它一點不無聊，有很多笑話，有優雅的酒令，有好玩的游戲，有優美的詩詞……

　　北青報：作為漢學家，你們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面對那些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外國讀者，你們會推薦哪些文化作品？

　　哥舒：其實《紅樓夢》就是個不錯的起點。荷蘭雖然是一個小國，但有不少中國文學作品被譯成荷蘭語，從山水詩到女性作家小說和打工詩歌，應有盡有。荷蘭讀者一般較熟悉蘇童、莫言的著作，但最近幾年也有張愛玲、錢鐘書、三毛的文學譯本。至于電影呢，張藝謀、王小帥、賈樟柯三位導演的作品都很受歡迎。荷蘭許多博物館藏有中國藝術作品；荷蘭北部的哈倫植物園甚至具有中國式的花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所以我會根據這些喜好提出建議。